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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金基德新冠去世，“人生就是自虐、施虐和受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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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外滩君 外滩TheBund

韩国导演金基德去世

又一春不再来

金基德

12月11日，韩国知名导演金基德在拉脱维亚因新冠肺炎去世。

他是韩国最厉害也最跳脱的知名导演之一。曾代表韩国电影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又拿下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但他身上又带着诸多争议，才华不被韩20、主机重量：1250kg；国国民认可、身负各种丑闻以及甩不脱的情色片导演印象。

这几年，他在俄罗斯电影界发展，去年还担任了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审片委员会委员长。这次前往拉脱维亚，他希望通过买房子获得永久居留权。

但金基德没有出现在房产交易现场。而后就是他患上新冠肺炎并因并发症去世的消息，前后不过短短十来天。

电影《春夏秋冬又一春》

金基德留下了多部经典作品。包括最受大众好评的《春夏秋冬又一春》，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圣殇》、银狮奖的《空房子》、获得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大奖的《阿里郎》等。

八年前，金基德曾带着《阿里郎》来到上海电影节，这也是他为数不多的访华经历。他的特立独行给外滩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1

金基德在上海

2012年，第十五届上海电影节开幕式明星走红毯的时候，大小明星个个鲜衣怒马，钗环交错。这时候突然蹦出了一个头发花白，趿着一双破鞋的矮壮小老头，在红毯上挥舞着自己的破夹克，闲庭信步旁若无人。镜头快速地切走了——再拍下去会影响收视率的。

这是金基德当时在上海的亮相。花白头发在去年戛纳的时候已经引起轩然大波——三年隐居竟已苍老至此。

第二天我在影城大厅又撞见了他，手里拿着一堆册子，在翻译的带领下像是要奔赴什么论坛。依然是这一身衣服。

第三天，我面对着他本人，终于看清了这身三天不换的衣服——在上海闷热的黄梅天里——条纹T恤已经脏得辨不出原来的颜色，牛仔裤上有各种斑痕，还有微微异味，短帮靴已经只能用来做拖鞋了。应该不止三天没换了。

这位重新出道的隐士看上去心情大好，像是一个大病初愈的孩子，欢乐、敞开心扉、享受一切。

金基德

他说是《阿里郎》治愈了他。

《阿里郎》是金基德在患上社交恐惧症后隐居的三年里所拍摄的电影。他患上社交恐惧症，据他自己的说法，一是因为一手培植的助理导演张勋盗走了自己的剧本，结果拍成的电影爆红；二是因为在拍摄电影《悲梦》的时候，由于自己的失误导致女主角李娜英意外死亡。“这两件事情让我重新思考电影和生命，我不再相信人，也开始怀疑电影。”他说。

影片镜头对准他自己的个人生活，拉屎撒尿、骂街吐槽、又哭又笑、又唱又跳，无所不曝。

它在韩国上映的时候，只有2000个观众，就算是在金基德的电影里面，这也算是少的。

但这部电影获得了戛纳的青睐，获得了一种关注单元的最高奖。

《阿里郎》

金基德说自己在《阿里郎》里反省人生、反省电影，但他在电影里对奖项也讲兴十足，历年获得的奖杯如数家珍，这样的反省不免让人疑窦丛生，与其说反省，不如说是他多年的受冷落之后所产生的自卑加自恋情绪的总爆发。

他总是抱怨韩国观众和影评人由于他的非科班出生而没有公正对待他，他总是感谢欧洲的电影节和观众发现了他，他的自卑来自前者，自恋来自后者。他是一个既敏感又需要别人肯定的人，但他的祖国恰恰没有给他这些。釜山电影节的选片人全灿一在戛纳看过此片后说：“我感到羞愧和丢脸。”

02

患上社交恐惧症的金基德

2008年，金基德患上了社交恐惧症，贾樟柯在评论这件事的时候，就说了一些非常“势利”的话，引起了人们的反感，他说：“你做这样的电影应该也预料到这样的遭遇，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我觉得太跟大众斗气了，不必要。有点向大众撒娇的感觉，你把自己看得太什么了，难道韩国没有金基德电影就不精彩了吗？”

贾樟阿信柯所说的“做这样的电影”，指的是金基德所开辟的韩国独立电影的一种制作模式——节奏快、剧本随意、不讲究场景、非职业演员。

“刚开始我也觉得挺好的，因为他的意图是希望打破电影拍摄的某种模式，但后来自己也成为了一种僵化的模式，挺单调的。我非常不喜欢金基德，我觉得他是走火入魔的独立电影，我觉得他艺术上一点价值都没有，只是哗众取宠。”

金基德

贾樟柯的刻薄话其实有一定道理，在《空房间》之后，金基德所有的电影都掉入了一种不断复制的模式——受伤的女子、封闭的空间、爱欲纠缠、还有沉默的剧情。

《春夏秋冬又一春》在他的电影中算是个异类。它摄影精致、剧情富有禅意，让老外爱不释手。也让金基德第一次尝到了“认同”的滋味。

在2005年之后，他每年一部电影：《弓》、《时间》、《呼吸》、《悲梦》，重新无可挽回地掉进那个封闭的陷阱。韩国观众和影评人在《春夏秋冬又一春》之后对他产生的微薄好感被消耗殆尽，他的电影除了死忠粉丝之外终于再也没什么人看了——连西方电影节也厌倦了——这才是他患上社交恐惧症的根本原因，他自己所说的原因只是导火索而已，因为连他自己都说从04年以后自己就“像一朵花，慢慢凋落”了。

他像一只困兽，在自己编造的牢笼里做垂死挣扎，试了各种方法——《呼吸》请了中国演员，《悲梦》请了日本演员，终究无力回天，在李娜英之死的催化下，他崩溃了。躲进深山，自绝于人世。

通过《阿里郎》，金基德似乎是完成了一次涅槃。但从采访中和他的新片《阿门》中，我们可以看到，金基德只是通过《阿里郎》重拾了自己的信心，他并不试图改变自己的风格。从某种很多操作者在丈量的进程中都疏忽检查零件的问题意义上说，从逃入深山到返回人世，便是一出自虐的大制作电影。

在《阿里郎》的总结陈词里，他说：“人生就是自虐、施虐和受虐。”这样的三个词精准地概括了他的电影。也许很多人希望在他的电影中寻找艺术电影的微言大义，但他电影的精髓并不在此，而在于如何让自虐、施虐和受虐变得合理而好看。

对话导演金基德

Q=外滩thebund A=金基德

Q：来上海最大的感觉是什么？

A：在上海电影节有这样的粉丝，我觉得很幸福。全世界都有喜欢我的电影的人，这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

Q：在04年的两部电影《撒玛利亚女孩》和《空房间》之后，你的电影无论在评价还是票房都不好，你自己的感觉呢？

A：你说得很正确。我就像一朵花一样，这两部片子处于我盛开的时候，后来就慢慢凋落了。但现在可能会再开一次吧。

Q：是因为《阿里郎》吗？《阿里郎》这部电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A：在生活中人总是要受伤的，阿里郎是一部可以治疗伤痛的电影。对我来说，阿里郎就是一位医生。通过阿里郎，我又重新开始拍摄一部电影《圣殇》，它讲述了母亲和儿子之间复仇的魏建业故事，它又重新回到我原来的电影风格，暴力、残忍。

Q：关注边缘人的题材，会改变吗？

A：还会延续。

Q：社交恐惧症对你有啥影响？

A：也算是经历过一个很好的电影题材吧。

Q：在《阿里郎》里面我看到你很重视那些电影节的奖杯，似乎对它们念念不忘。

A：通过这些奖项，可以说是寻找到了阿里郎的精神。韩国民谣《阿里郎》，韩国人在心情低落、吐露真情的时候喜欢唱，可以激发生的斗志。拍摄阿里郎之前，我又很多次想死的念头，我不喜欢人，也无法理解人。但通过阿里郎之后，我发现不是别人有问题，而是自己内心有问题。我通过这个作品我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答案。

Q：作为一个导演，你在韩国国内非常落魄，遭到观众的奚落，在国外却受到尊重和礼遇，对这样的经历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A：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电影史的问题。在欧洲电影经历了历次的美学革命，观众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美学风格，但是在韩国，影响只来自美国大片，观众懒于思考更多种类的电影，没有空间留给那种更加电影化的电影。其次韩国的影评人在评论电影的时候，总是对那些受过正规电影高等教育的导演青睐有加，像李沧东、张善罗忆诗宇。他们明明在我的电影中看到了新的东西，但他们对我的评论却有所保留。因为赞扬他们的电影非常保险，非常政治正确，赞扬一个非正规军却总是要冒风险。在观众方面，由于我电影中的人物是充满侵略性的，而公众却只喜欢那些在道德上正确的人，他们拒绝追随一个有侵略性的、道德上有小污点的人。影评人和公众构成了韩国的真实面孔，我接受他们，因为这就是真正的韩国。

Q：《阿里郎》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电影节发掘我，我就是一个票房失败的导演”。

A：在韩国的话，一部电影如果在主流市场没有票房的话，就已经死掉了。我通过欧洲的电影节，拥有了很多欧洲的观众，也拿到了来自欧洲的制作费。我非常感谢欧洲的电影节，这是一种感谢的表达。中国的新生代导演，像娄烨，也和我的状态也差不多。

Q：很多人觉得你的电影是情色电影，你自己怎么看？

A：这是看的人的问题，不是电影的问题。

Q：那你怎么看待自己的电影？

A：能看懂我的电影的人，都是懂得人生的人。我的电影就是像提出“你是如何理解人生的”的那种电影。

Q：那电影呢，电影是什么？

A：大多数人觉得电影是一种娱乐，但我觉得电影是一种力量，一种反映时代的力量。我相信人类具有预言的能力，电影也可以成为一个预言。但我觉得确实存在一类专门拍那种应该被社会抛弃的很坏很坏的人的电影。另外还有一些电影则充满了感伤主义。

Q：那拍电影呢？意味着什么？

A：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电影，我的电影不是动作电影，也不是剧情片，甚至不是艺术电影。我总是对人的各个面向感兴趣，就像剥洋葱一样，对我来说，拍电影发现了人们一层一层掩盖起来的东西。我希望观众在看我的电影的时候，会说“嗯，这确实有可能会发生的。”

Q：你曾说过你的电影的起点是“恨”，如何理解呢？

A：我是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用“恨”这个词的。这种恨不针对某个个人或某件事，而是一种我生在这世上却无法理解这个世界的感觉。这是我拍电影的起点。也许用“误解”来代替“恨”会更好。

Q：对你影响大的导演有哪些？

A：韩国的有李沧东，外国的有库斯图里察。张艺谋的《红高粱》我也很喜欢。

Q：你又是怎么理解爱的？你的很多主人公都因为爱而受苦

A：圣经也好，佛教也好，都把爱放在第一位，爱是一种治疗的方式。但是爱过度的话，就会变成一种罪孽。

Q：而且受痛苦的总是女性的肉体和动物的肉体，有什么原因吗？

A：我并不有意这样做的。但确实他们在我的电影中总是成为痛苦的见证者，我觉得这和韩国社会生活有关，女人和动物在受到攻击时总是没有抵抗力的，他们成为暴力的发泄对象。在《情色屋檐下》中，当小女孩来到屋子里开始卖淫的时候，鱼就掉到了地上，并窒息而死。《漂流欲室》里的鱼也窒息而死了。动物死亡的场景经常是关键的地方。

Q：你哪部电影得到了迄今为止最令你满意的个人反馈？

A：是《春夏秋冬又一春》，有一次在林肯中心放这部电影，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在影片放完之后不肯走，一定要见我。我们见面之后，她说谢谢我让她在死之前看这么好看的电影。我也谢谢了她。她看懂了我的电影，《冬去春又来》不是宗教题材电影，讲的是人生。

Q：《春夏秋冬又一春》是非常东方的叙事，你在这方面有自觉的探索吗？就是让电影看起来更像一部东方电影。

AB：我本身是韩国人，我的电影中有东方气质是很自然的事情。电影虽然从欧洲开始，但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气质。

Q：那你觉得东方的气质具体是指什么呢？

A：西方人的内心世界是比较抽象化的，内心的自我剖析是很充分的。但东方文化会展示生活化的、美好的一面。看西方电影的时候，会觉得人为什么会这么可恶呢，它展示了人的不同面。但东方文化大概更倾向于讲好的一面。

Q：所以你是哪一种？

A：人不是丑陋的，也不是坏人，人本身就是那样的。但人们不希望在电影里看到那样的人。很多人拍电影时候会把人们不喜欢看到的东西去掉，但我觉得应该要表现出来。

Q：你能谈谈在你的电影中的黑暗和希望吗？在我看来它们在你的电影中都并存着。

A牡丹江：我试着不用花哨的电影技法来诚实地表达——不用专业演员、不诉诸复杂的思维、也不挑动人们的情感，我的电影中确实有黑暗和光明、悲伤和愉悦的张力，这是我的哲学观。黑白同色，没有黑你就无法指出白，没有白也无法辨认黑。这是相互的存在。

文／王华震

／siri110

本文内容来自《外滩画报》2012年07月05日第49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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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来自「外滩TheBund」（号：the-bund）

原标题：《导演金基德新冠去世，“人生就是自虐、施虐和受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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